广州各处。

    她早对黄兴的意志消沉特为不满，现在啪的一声将茶杯都砸在桌上，叱责道：

    “黄克强！你还自称是大丈夫吗？哪有这样没出息的大丈夫！既然三二九之役没有失败，你又忧愁什么？快快行动起来，筹款购械、委派同志，快快行动起来帮帮这位林淮唐同志吧。”

    林淮唐的信里，除了提出革命党应在梅县山区积累力量、发展国民武装的策略建议外，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向孙中山和黄兴请求援助，希望他们可以组织一批富有军事经验的正经军校毕业生，携带饷械设法入粤。

    其实钱财、枪械还是次要的，毕竟林淮唐从汇丰银行和横滨银行强行借走六万大洋，足够先锋队使用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但专业的军事人才，确实是先锋队现在最为稀缺的资源。

    林淮唐和林时爽都只是日本陆士预备学校成城学校的肄业生，方声洞亦然；喻培伦卒业于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，庄文统毫无新学学历。

    只有毕业于长门炮术学校的陈更新，勉强算是一位正经军校生，但其所学知识也主要是关于近代炮兵的战术战法，对现在的先锋队，帮助不大。

    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，说是“只注意广东，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。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，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”。

    这次广州起义失败，更造成同盟会员不少人心灰意冷，不再过问会事。就是黄兴和宋教仁，之前也经常郁郁不乐，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，甚至准备冒险暗杀清吏拼个一死以谢同志，或者干脆遁迹隐居。

    如今林淮唐的消息传来，的确使无比消沉的同盟会会员们又重新振作起来。但之前因为广州起义失败，导致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等人之间长期日积月累的矛盾完全爆发。

    前几日孙中山更重提当初宋教仁支持章炳麟、陶成章来罢免孙的旧事，“党员攻击总理，无总理安有同盟会？经费由我筹集，党员无过问之权，何得执以抨击？”

    虽然当时谭人凤从中调停说：“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，何得一人言取消？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，陶成章所持理由，东京亦无人附和，何得怪党人？款项即系直接运动，然用公家名义筹来，有所开销，应使全体与知，何云不得过问？”

    孙中山表示，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，但实际上，孙、宋之间关系已经彻底破裂，黄花岗起义“失败”不久后，唯一一个能够调和各方关系的赵声又病死，宋教仁便打定了抛开孙中山，自己另起炉灶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，大搞长江流域起义活动的决心。

    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一个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组织，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“平均地权”的纲领，声称“以推覆清政府，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”。此外，它并特别规定∶“会员皆一律平等。”

    宋教仁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，认为其原因在于“有共同之宗旨，无共同之计划；有切实之人才，无切实之组织”。宋教仁准备“奉东京本部为主体，认南部分会为友邦”，总机关设于上海，各省设分部，总理一职，则虚位待贤。

    同时他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，准备在中部总会机关内部实行“合议”制，防止专制独断，要求加强团结，消除省界观念。在起义策略上，宋教仁批评孙中山以往的做法是“惟挟金钱主义，临时召慕乌合之众，搀杂党中，冀侥幸以成事”，表示要“培元气，养实力，不轻于发难”。

    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组织涣散，孙中山行踪无定的情况下，宋教仁准备另起炉灶建设中部总会，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，他的眼光无疑走在众人前面。

    但是既然宋教仁和谭人凤的目光都已经北向转移到了两湖三江一带，对于林淮唐在广东的活动又要如何处置为好？

    最终是黄兴拍板道：“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的起义，全都不能忽视。老先生和渔父继续到湖南、湖北活动，支援林淮唐的事情就交给我办！”

    宋教仁犹疑问道：“克强夹袋中，尚有济得大事的军事人物否？”

    “姚雨平可堪此任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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